西部法学评论

参考文献

(1)在知网上进行篇名条件的检索,“信用监管”可得文献2600多篇,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可得文献520多篇,“包容审慎监管”可得文献150多篇,“大数据监管”可得文献1200多篇,“非现场监管”可得文献近400篇,“沙盒监管”或“监管沙盒”可得文献300多篇,而“触发式监管”仅有文献数篇。检索时间为2026年1月1日。

(2)近年来,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四川、河南、江西和新疆等地方陆续开展触发式监管的新探索,但在适用的领域和范围、具体要求和措施、工作流程和环节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。所涉及的政策文件和规范性文件主要有:2022年3月黄山市市场监管局出台《市场监管系统服务“九大新兴产业”发展实施“触发式监管”工作方案》,2022年6月南昌市市场监管局出台《关于推进触发式监管的工作方案》,2023年5月平顶山市市场监管局制定《服务“九大新兴产业”发展实施“触发式”监管工作方案》,2023年11月南通市市场监管局制定《触发式监管工作指引》,2023年12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印发《关于在食品生产领域开展预警触发式监管的指导意见》,2024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《在中国(新疆)自贸试验区探索实施触发式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(试行)》和《新疆自贸试验区触发式监管工作指引(试行)》,2024年11月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制定《2024年食品销售领域触发式监管工作方案》等。

(3)王克稳:《论市场监管事权的纵向分配》,载《苏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1年第6期,第56页。

(4)我国当前语境下的“监管”与“规制”都译自英文“Regulation”,学术界较为习惯使用后者,但在政府管理实务中以前者为主,本文在此对二者不加区分,在引用相关成果时则尊重原著。参见吴叶乾:《论市场活动中可予激励性监管的范围》,载《新疆社会科学》2023年第4期,第114页。

(5)Cass R.Sunstein & Adrian Vermeule,Law and Leviathan:Redeem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,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2020,p.30.

(6)参见李沫:《激励型监管研究——以行政法学为视角》,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,第19-30页。

(7)参见王俊豪:《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:需求分析、构建导向与整体框架》,载《管理世界》2021年第2期,第148页。

(8)1982年《宪法》第15条规定:“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。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,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,破坏国家经济计划。”

(9)对政府职能进行划分并将“市场监管”作为一项专门职能,是2002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首次提出的。该工作报告首次将政府职能划分为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。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又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职能,我国政府的职能因此被划分为五个方面。

(10)参见刘亚平、苏娇妮:《中国市场监管改革70年的变迁经验与演进逻辑》,载《中国行政管理》2019年第5期,第16-18页。

(11)参见王克稳:《论市场监管事权的纵向分配》,载《苏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1年第6期,第58页。

(12)参见徐国冲、张晨舟、郭轩宇:《中国式政府监管:特征、困局与走向》,载《行政管理改革》2019年第1期,第73-76页。

(13)参见刘鹏:《中国市场经济监管体系改革:发展脉络与现实挑战》,载《中国行政管理》2017年第11期,第28页。

(14)参见董淳锷:《市场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的经济法阐释》,载《当代法学》2021年第2期,第74页。

(15)[美]路易斯·亨金、阿尔伯特·罗森塔尔:《宪政与权利: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》,郑戈等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,第5页。

(16)参见卢颂华:《美国放松规制改革的发展与启示》,载《行政论坛》2002年第3期,第79-81页。

(17)参见马怀德:《深刻认识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大意义加快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》,载《中国行政管理》2022年第6期,第6页。

(18)参见刘鹏:《中国市场经济监管体系改革:发展脉络与现实挑战》,载《中国行政管理》2017年第11期,第28页。

(19)参见张志铭、王美舒:《中国语境下的营商环境评估》,载《中国应用法学》2018年第5期,第34页。

(20)[美]史蒂芬·布雷耶:《规制及其改革》,李洪雷等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155页。

(21)王贵松:《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》,载《中国法学》2019年第2期,第106页。

(22)参见卢超:《事中事后监管改革:理论、实践及反思》,载《中外法学》2020年第3期,第795页。

(23)Rory Van Loo,The Missing Regulatory State:Monitoring Businesses in an Age of Surveillance,72 Vanderbilt University Review 1563,1574(2019).

(24)参见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印发的《关于在食品生产领域开展预警触发式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。

(25)参见南昌市市场监管局制定的《关于推进触发式监管的工作方案》。

(26)参见王玮丽、沈雪梅:《我市将触发式监管拓展至特种设备领域,守好“两道线”,监管更精准——黄线预警提醒红线一触严查》,载《南通日报》2024年6月30日,第A02版。

(27)Jennifer Nou & Julian Nyarko,Regulatory Diffusion,74 Stanford Law Review 897,936-940(2022).

(28)Lior Jacob Strahilevitz,Less Regulation,More Reputation,in HassanMasum & Mark Toveyeds.The Reputation Society:How Online Opinions are Reshaping the Offline World,The MIT Press,2011,p.63-73.

(29)参见张世煜、周莉:《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研究》,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22年版,第132-137页。

(30)胡颖廉:《“中国式”市场监管:逻辑起点、理论观点和研究重点》,载《中国行政管理》2019年第5期,第23页。

(31)参见《科学技术进步法》第35条、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55条、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第4条等。

(32)参见《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》第4条、《吉林省大数据条例》第48条、《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》第3条、《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》第82条等。

(33)张效羽:《行政法视野下互联网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研究》,载《电子政务》2020年第8期,第72页。

(34)刘权:《数字经济视域下包容审慎监管的法治逻辑》,载《法学研究》2022年第4期,第38页。

(35)参见刘权:《数字经济视域下包容审慎监管的法治逻辑》,载《法学研究》2022年第4期,第41-45页。

(36)参见张效羽:《行政法视野下互联网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研究》,载《电子政务》2020年第8期,第82页。

(37)参见刘建义:《大数据驱动政府监管方式创新的向度》,载《行政论坛》2019年第5期,第102页。

(38)参见吴叶乾:《数字市场监管的措施之维》,载《时代法学》2023年第4期,第105页。

(39)冯洋、朱磊磊:《大数据监管权的法律限制》,载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23年第5期,第161页。

(40)参见黄山市市场监管局出台的《市场监管系统服务“九大新兴产业”发展实施“触发式监管”工作方案》、南昌市市场监管局出台的《关于推进触发式监管的工作方案》、平顶山市市场监管局制定的《服务“九大新兴产业”发展实施“触发式”监管工作方案》等。

(41)参见卢超:《行政许可承诺制: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》,载《中国法学》2021年第6期,第91页。

(42)参见胡敏洁:《自动化行政的法律控制》,载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9年第2期,第61页。

(43)参见查云飞:《大数据检查的行政法构造》,载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2022年第1期,第58页。

(44)参见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(国发[2019]5号)。

(45)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54条规定:“国家推行‘双随机、一公开’监管,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、重点领域外,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检查应当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、抽查事项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的方式进行。针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多个检查事项,应当尽可能合并或者纳入跨部门联合抽查范围。”

(46)参见梁平汉:《信息的逻辑:部门间关系与新经济动能》,载《探索与争鸣》2018年第7期,第55页。

(47)参见陈柏峰:《党政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》,载《法学研究》2017年第4期,第205-208页。

(48)参见马英娟:《监管的概念:国际视野与中国话语》,载《浙江学刊》2018年第4期,第62页。

(49)See Julia Black,Critical Reflections on Regulation,27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 1,11(2002).

(50)参见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管局发布的《金安区市场监管系统服务“2+2”新兴产业发展实施“触发式监管”工作方案(试行)》。

(51)参见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制定的《2024年食品销售领域触发式监管工作方案》。

(52)金自宁:《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前提问题》,载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1期,第5页。

(53)周昌发:《论互联网金融的激励性监管》,载《法商研究》2018年第4期,第24页。

(54)参见陈越峰:《风险行政的行为法构造——以重大风险设施选址为参照事项》,载《学术月刊》2020年第6期,第102页。

(55)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(国发[2019]18号)指出:“地方各级政府可根据区域和行业风险特点,探索建立重点监管清单制度,严格控制重点监管事项数量,规范重点监管程序。”

(56)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(国发[2019]18号)要求:“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重点领域,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的重点监管。”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22]2号)提出:“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、公众健康,以及潜在风险大、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域,要依法依规重点监管。”

(57)参见平顶山市市场监管局制定的《服务“九大新兴产业”发展实施“触发式”监管工作方案》。

(58)参见黄山市市场监管局出台的《市场监管系统服务“九大新兴产业”发展实施“触发式监管”工作方案》。

(59)参见王首杰:《激励性规制:市场准入的策略?——对“专车”规制的一种理论回应》,载《法学评论》2017年第3期,第91页。

(60)各地实施的触发式监管大多将上述要素进行了通盘考虑,以此厘定制度的恰当适用范围。

(61)例如新疆、南通等地试行的触发式监管。

(62)例如上海、资阳等地实施的触发式监管。

(63)参见查云飞:《大数据检查的行政法构造》,载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2022年第1期,第63页。

(64)参见王克稳:《论市场监管事权的纵向分配》,载《苏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1年第6期,第57页。

(65)参见吴汉洪:《市场监管要适应“大监管”和“大市场”的新要求》,载《光明日报》2022年2月22日,第11版。

(66)See Nicholas Bagley & Richard L.Revesz,Centralized Oversight of the Regulatory State,106 Columbia Law Review 1260,1284(2006).

(67)参见王克稳:《论行政审批的分类改革与替代性制度建设》,载《中国法学》2015年第2期,第5-28页。

(68)参见卢超:《行政许可承诺制: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》,载《中国法学》2021年第6期,第97页。

(69)参见2022年发布的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。

(70)参见卢超:《事中事后监管改革:理论、实践及反思》,载《中外法学》2020年第3期,第791页。

(71)参见王伟:《社会信用法论纲——基于立法专家建议稿的观察与思考》,载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21年第1期,第114页。

(72)实践中已经有地方做出了有关设计,如新疆、南通等地的触发式监管方案。

(73)参见杨曦:《利用自动监控进行非现场执法的进路及规范构建——基于事实认定的视角》,载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22年第6期,第86-87页。

(74)参见查云飞:《自动化行政中的事实认定——以〈行政处罚法〉第41条为中心》,载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24年第2期,第34-35页。

(75)《行政处罚法》第41条规定:“行政机关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、固定违法事实的,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,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、设置合理、标志明显,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。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事实应当真实、清晰、完整、准确。行政机关应当审核记录内容是否符合要求;未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符合要求的,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。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,并采取信息化手段或者其他措施,为当事人查询、陈述和申辩提供便利。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、申辩权。”

(76)参见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印发的《关于在食品生产领域开展预警触发式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。

(77)汤善鹏:《论立法与法治的契合——探寻程序法治的理论逻辑》,载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19年第5期,第149页。

(78)参见卢超:《事中事后监管改革:理论、实践及反思》,载《中外法学》2020年第3期,第795-796页。

[1](清)魏源：《圣武记》第11卷。

[2]参见张军、王永钦：《大转型：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》,格致出版社2019年版,序第6页。